你好，相思湖精彩章节

　　“社来社去”试点班越来越壮大了，试点班的校舍在老师、学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建好，就在龙头山脚下。父亲分到了一套住房，我们全家从德胜中学搬了过去，离开了下雨屋漏的窘境。
　　父亲说，“社来社去”的老师和学员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垦农田，种玉米、种甘蔗、种花生。学员们都表示要“一身泥巴上大学，满手老茧回农村。”我在这新的环境里认识了一些人，还学会了推磨，学会了玉米脱粒。
　　放学回来，常会看到一群女教职员工围成一圈在给玉米脱粒，我总会兴致盎然地加入。中间是一大堆已晒干了的玉米棒和脱好的玉米粒。我喜欢挤到比较熟悉的苏姐姐旁边，苏姐姐就会向边上让让，让出一个位置给我，然后会说：“哟，三平，又来赚工分了？”苏姐姐按我家大平、小平的叫法，总是叫我“三平”。我不管苏姐姐叫我什么，直接把苏姐姐手上已经脱了一半的玉米棒抢过来接着脱，还得意地看着苏姐姐说：“你看，我动作快吧。”玉米脱粒，最难的就是第一排，只要打开缺口，后面的就快了。我总是在苏姐姐打开缺口后才抢过来。剥累了，就在旁边看别人怎么做，她们基本都是用两个玉米棒互相对搓，玉米粒就从她们手上“哗哗”地落下。我也试过，可还是人太小，力气不够，总也搓不下来。苏姐姐就抓起我的手，假装很认真的样子看了又看，然后说：“这么小的手，都握不住玉米，怎么可能搓得动，你这个手啊，只能拿笔，将来是要做学问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地用手一排一排地剥，免得她再笑话我的手小。
　　离玉米脱粒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三面透风的小磨坊，那里有一台石磨。苏姐姐她们常在那里把玉米磨成粉。我也常去看，但总插不上手。
　　准备过年了，奶奶用海碗泡了一碗糯米，说要做些糍粑过年吃。我很开心，不是因为有糍粑吃，而是可以去推磨。
　　石磨虽然很沉，我也能将它推动，只是推不了几圈就会觉得没了力气。奶奶用一把小刷子将石磨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又在磨槽的出口摆上一个盆。一切安排停当，奶奶右手拿勺，从海碗里舀上一勺糯米，糯米是泡在水里的，应该说奶奶是按半勺糯米半勺水的分量将糯米喂进磨眼，左手握着磨盘的手柄开始转动磨盘，磨盘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奶奶一边转着磨盘，一边给磨眼喂米，米浆就在奶奶一圈一圈推动磨盘时往下流入磨槽，最后通过磨槽的出口流入接米浆的盆中。我接过奶奶手中的小勺，学着她的样子往磨眼喂米，喂完一勺马上接着又喂一勺。奶奶让我别急，说要慢点喂，喂快了石磨消化不了。有我帮喂米，奶奶左右手换着推磨，有时也用双手推。在不喂米的时候，我也伸出我的双手帮奶奶一起用力，奶奶就表现出突然间很轻松的样子，说我力气可真不小，帮上大忙了。勺尽大海碗里最后一粒米，再磨上几圈，磨盘不再往磨槽流米浆后，奶奶停止了推磨，轰隆隆的声音却依然响着。我跟奶奶说打雷了，我们要快点回去。奶奶却不急不忙地用小刷子将磨槽里剩余的米浆全部扫入盆后才端起装米浆的盆。我拿上空碗，和奶奶一起快步离开磨坊。乌云滚滚而来，大雨在我们身后追着。我放下碗，抢过奶奶端着的米浆疾步快跑，前脚刚跨进家门，后脚就被豆大的雨点砸了脚后跟。我放好米浆看向屋外，奶奶还差十来米才到家。奶奶的小脚虽迈着高频的步子，还是没能走赢大雨。我看着奶奶携雨而来，期待着她将那一盆米浆变成软软糥糥的糍粑。
　　父亲告诉我，石磨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据说是由木匠的鼻祖鲁班发明的。我猜想，鲁班的创造灵感可能来源于人们当年用石臼捣米、捣面的辛苦场景吧。石磨给我的印象是：稳重、朴实，人们在推动磨盘的过程中，过着平凡而简单的生活。
　　一天，父亲带我到镇上去看电影，影片名字叫《决裂》，影片里学员们从无到有，热火朝天建设自己大学的场景，像极了“社来社去”试点班的师生们靠自己的双手建造学校的景况。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剧中的两个场景，一个是校长一把抓起满手老茧的文化水平非常低的一个女学员的手，将那只手高高举起，对着那些说她没有资格上大学的人说：“这，就是资格！”另一个是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老师一说“ 马尾巴的功能”就会招来学生们的反对。父亲告诉我：“马尾巴的功能主要讽刺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繁琐和不切实际，暗示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父亲跟我讲这些时，不知他心里是否真的认可他所讲的东西，父亲一路走还一路给我讲了“屠龙之技”的故事。
　　所有分散在各处的试点班的教职员工都在龙头山下分配到了住房，我和八岁的“孙天浩”相见恨晚的成了死党。他是我在试点班里唯一的同龄人。父亲说孙天浩一家不是相思湖学院的，他父亲是从当地其他学校借到“社来社去”的老师。我和孙天浩中午不午休，下午放学也不按时回家。休息日，两人结伴上山抓七星瓢虫，用绳子绑住瓢虫的一只脚，一手扯着绳子的一端，看瓢虫扇动着翅膀逃命，却怎么也逃不出我们的掌心。有时，我们也抓些其它昆虫，如法炮制，最后，这些昆虫不是断手就是断足，然后被我们这两个法西斯小儿无情地抛弃。
　　我俩除了祸害山上的小虫子，其他恶作剧也不少做。有时，我俩会找个山头隐蔽起来，专等山坡下过路的汽车，一旦有汽车经过，我们就拾起满山随手可得的小泥块向汽车砸去，看谁砸得准。到底谁砸得准，谁也不知道，小泥快扔出去后，我们都不敢探头观望，怕被司机发现后上来把我们揪住。
　　我们甚至还“打家劫舍”，把东家的酱油放到西家，把西家的盐缸搬到东家。学校不大，在这小小的家家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我俩瞅准谁家没人就钻进去，来个物资南北大挪移，这一行为引起了公愤，被抓现行后我俩分别被家长痛打了一顿。过后，我觉得那次毒打就像《红楼梦》里贾政打贾宝玉那般残忍。
　　用泥块砸汽车的勾当在被毒打之后我们也自觉停止了，因为我们猜想，如果这件事被发现，我俩可能不止是被毒打，有可能会被打死。两人的娱乐活动只剩上山捉昆虫了。
　　宜山之所以叫宜山，是因为山多。在我看来，著名的山应该是没有的，都是些小山小坳，我们轻易地不是到了这个山顶，就是到了那个山头。上中学后学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想起宜山的山，我给曾生活过的宜山做了一个“环宜皆山”的描述。那里的龙头山是当地居民最看重的山，父亲在他的著书中有描述，“龙头山，远远望去，像个仰望天空而又气势轩昂的龙头。这里，群山连绵，像一条巨龙横亘在桂黔一带，龙头在宜山德胜，龙尾在贵州都匀，长达几百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龙脉。龙头山下，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有一两千亩的乱坟岗，当地农民，祖祖代代，凡是老人去世的都埋葬在这里。这里已是墓上建墓，层层叠叠。”说实话，环宜之山我基本都上去过，的确不知道哪座是龙头山。
　　由于这里有黔桂铁路和宜金公路通过，交通方便，加上又有大量可供开垦的荒地，校领导看上了这里，经与地方协商后，这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决裂》式的开荒建校活动。
　　学校周围都是山，我和孙天浩整天就在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乱转，孙天浩自称“俺老孙”，我也自称“俺老孙”，孙天浩不干，说你姓“沈”，只能叫“俺老沈”。我说我属猴，我就是老孙，孙天浩认可了我的身份。我们两个孙猴子在转来转去间，时间眨眼过去，很快，两人的二年级结束了。
　　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暑天，蚊虫四处飞咬，我嫌热，都懒得上山去捉昆虫。母亲忙里忙外地往大木箱里放东西，还时不时地抹泪，全家人的心情好像都不太好，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只是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大木箱被合上并上了锁。我觉得木箱里锁着天大的秘密，仿佛《南瓜里的秘密》。这天大的秘密其实并没有人想瞒我，只是我没问而已。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即意味着要到农村去插队。“插队”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高中毕业的大姐，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插队一般是就近安排，虽然大姐毕业于德胜中学，但户籍在相思湖学院，她必须回到相思湖学院，等候插队安排。
　　饭桌上，父亲安慰母亲说：“她又不是一辈子扎根农村，过个三两年，就有可能抽到工厂当工人了。而且，也不是她一个人去插队，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去，没什么可伤心的。”
　　母亲说：“我主要不是因为她要插队难过，是她一个人在那边，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孩子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奶奶说：“钦云你要是不放心，我跟大平回去吧，总算是有个人照应。”
　　二姐插嘴道：“我也要回去，我不想在这里了，在这里连入团都成问题。”
　　我没说要回去，我觉得这边比相思湖学院好玩。我哪怕说想回去或不想回去，其实都没用，大姐最终是一个人回去的。
　　吃完午饭，全家人将大姐送到火车站，在最后的依依惜别中，大姐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还是夺眶而出，母女俩抱头痛哭。这是大姐第一次离开家里所有的人去独自生活。
　　这场伤感的离别不久就被突如其来的团聚冲洗得烟消云散。
　　父亲背着全家人，在大姐高中毕业前就向学院领导打了报告，申请将母亲先调回相思湖学院本院，他不知道有多少胜算，也就暂时没跟家人说起这件事。事有凑巧，相思湖学院附中那时正好缺一个政治老师。在大姐独自回到邕州后的第三天，父亲接到了学院的通知，他将一纸调令铺开在母亲面前，得意地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母亲看到调令，又哭了，这次是激动的，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埋怨父亲不早告诉她这件事情。
　　父亲问母亲是否愿意当政治老师，是否能当政治老师。母亲说让她教什么她都愿意，她是学师范的，什么都能教。
　　母亲打点行囊，即日携全家返邕，试点班这边只留下了父亲。
　　火车沿着我们来时的轨道，又将把我和家人送回相思湖。我甚至忘了去和孙天浩告别，只能在火车离去的呜咽声中，眺望群山，眺望群山脚下波涛汹涌的一片片绿色田野，眺望文人笔下的如诗如画，它们逐渐在我的视线中淡出。社来社去，宜山，德胜，龙头山，孙天浩，一切从此成为回忆。
　　又见相思湖，我拾起一粒小石子，投向湖面，湖水轻轻地叫了一声，泛起了轻微的涟漪。相思湖，虽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所在，我依然感动于它那么平静地等着我的归来。
　　大姐刚准备去饭堂打晚饭，一出门，就看到了正堵在门口的我。我对她大喝一声：“妖怪，哪里去，吃俺老孙一棒！”大姐大喜过旺，她知道我肯定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她向马路上看了看，果然，母亲、奶奶还有二姐背着行李正朝这边走来。她把碗递给我，跑过去接下了奶奶手里的东西。
　　进屋后，大姐说她先去饭堂打饭，不然饭堂要关门了，我小尾巴似地跟着，几日不见，分外亲热。
　　奶奶担心自己能在这里住多久，学院领导会不会让她在这里长期住下去。母亲说现在政策放宽些了，应该不会再有人赶走她，让她放心。
　　吃饭的时候，二姐像想起了什么，突然惊呼一声：“天啊，妈妈不会当我的老师吧？这可不好！”
　　大姐毫不客气地补了一刀：“不仅是当你的老师，还很有可能当你的班主任。”
　　奶奶回来那天就发现了新情况，每栋楼的前面，多出了一些横七竖八，用不同材料搭成的小房子。我们也发现了，听邻居们说这些小房子是在发生唐山大地震后各家各户自行搭建的简易地震棚，是为了万一发生地震时可以临时居住的。奶奶看到这些简易棚里不仅可以堆放杂物，更多的人是拿它们来做养鸡房，每个小房子里都有几个鸡笼。她也打算找地方围上一间。实地勘察后，奶奶让大姐、二姐和我一起动手，去砍些竹子，捡些大小木棍，让母亲上街买些油毛毡和铁丝，不到两天，一个倚着别人一面墙，由竹片、木棍做篱笆的简易棚经奶奶的双手就围好了，顶上铺上油毛毡，遮风挡雨，就是不隔热。奶奶说，管它呢，又不住人，热就热点吧。
　　1977年8月29日，云很白，天很蓝，风，似乎没有，阳光如熔金般洒向大地，这一天，注定是充满活力与热情的一天。相思湖学院大门口，锣鼓齐鸣，口号震天，大姐和那些同届高中毕业的同学们响应着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胸带大红花，坐上大卡车，从相思湖学院门前出发，最后来到当时的四联大队插队落户。四联大队其实就在相思湖学院后面没有多远，但热闹的车队还是将他们带到市中心的朝阳广场绕了一圈。大姐的插队决心书写的是坚决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姐说，她的决心书上还是有所保留的，没有写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心里想着在农村好好锻炼三五年后，再抽上棉纺厂当个挡车工。这是当时的知青们，也是大姐的最高梦想。
　　我一觉醒来，发现床头坐着一个人，听到动静，那人看向我，是宋琳琳。宋琳琳胸前飘着一条红领巾，笑盈盈地对我说：“听说你回来了，我代表全班同学欢迎你回到我们班。”我在德胜小学待了三个学期，这么客套的话很久没听过了。我还记得宋琳琳因为周总理去世时向老师告过我一状，对她还有些小记恨。没想到，回来第一个见的同学居然是她，我心想：“好吧，俺老孙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于是我愉快地起身，和宋琳琳并排坐在床沿，伸手摸了摸她胸前的红领巾，问她什么时候加入的红小兵。她也爱惜地摸了摸她的红领巾，喜笑颜开地对我说她一年级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加入红小兵了。问我是不是还没有加入，让我别担心，她会做我的介绍人，我很快也会戴上红领巾的 。她还说怕我学习跟不上进度，她是来给我补课的。她这么一说，我有些不快，我需要补课吗？真是自作多情，我在德胜小学样样都是第一名，用得着你帮我补课？我也后知后觉地有些纳闷儿，德胜小学的老师好像都挺喜欢我的，怎么就没让我戴上红领巾呢？还有，大姐一个人回邕州那天，二姐也吵着要回来，说那里连入团都成问题。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文章的。长大后我才明白，我迟迟没能戴上红领巾，二姐迟迟没能入团，都和奶奶的家庭成份有关。还有就是，我也挺纳闷的，又没开学，宋琳琳戴着红领巾来我家，显摆啥呢？
　　大姐的话果然一语成谶，附中初三班的政治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母亲，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母亲。我拍着巴掌对二姐说：“太好了！太好了！”
　　一年级时离开的我，回来已经读三年级了，老师还是韦老师和刘老师，同学还是原来那班同学，班长还是宋琳琳。注册那天，韦老师对大家说学校有一批桌椅需要维修，同学自由组合，两人一组把操场上那些准备维修的旧桌椅搬去木工房，再从木工房搬新的桌椅回来。宋琳琳主动过来和我一组，我们将一张椅子倒挂在桌子上，抬起桌椅往木工房走。她胸前依然飘着红领巾。
　　通往木工房的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路的左右，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一棵棵荔枝树成行成片地蹲在那里，等待下一期的果实。路旁野草丛生，狗尾巴草随风摇摆，时不时有调皮的狗尾巴撩拨我一下。如果不是抬着桌椅，我肯定是要搞几根狗尾巴来玩玩的。路面上铺满了落叶和枯枝，我听到走在前面的黄文利突然发出一场惊呼，原来是被踩到的树枝来了个反弹打到了腿。和她一起抬桌椅的黄文胜放下桌椅，用脚狠狠地将那截树枝踢飞。杂草丛中开满了各种五彩斑斓的野花，有些在树荫下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有些在没有树荫的灼灼烈日下被烤得垂头丧气。蝴蝶和蜜蜂在花间飞舞，它们的忙碌为这条原本寂静的小路增添了一丝生机，却又被我们这群突然闯入的小孩弄得鸡犬不宁。桌椅时常被弃于小路上，早有同学窜到野草丛中与那些轻盈飞舞的动物们为伍。蜜蜂他们是不敢招惹的，他们要招惹的对象是蝴蝶和蜻蜓。
　　我胳膊有些累了，建议宋琳琳休息一下。我俩找了个树荫放下桌椅，一只蜻蜓不幸被我锁定，我猫着腰，悄悄地向它逼近。宋琳琳也看到了它，一只小小的蜻蜓正停在草头，她说这种小蜻蜓笨笨的，好抓。我将食指与拇指悄悄伸向蜻蜓，一下子就捏住了它的尾巴。被捉住的小蜻蜓马上蜷起身子想低头咬我，我用另一只手提起它的一对翅膀，它只能任我摆布。我给宋琳琳看我的战利品，她却说抓到大的才算有本事。
　　抓就抓，这可难不倒我。我让宋琳琳先帮我找找看哪里有大蜻蜓，等我抓给她看。我在路边摘了根狗尾巴草，把狗尾去掉，在尾端打了个圈，将手上的蜻蜓尾巴套进去，然后将圈拉紧，蜻蜓的尾巴就被绑上了。受了刺激的小蜻蜓挺直了身体使劲地想往前飞，但一切都是徒劳。宋琳琳悄悄地走近我，告诉我大蜻蜓的位置，我对她说我用这只小的去钓那只大的，大蜻蜓看到小蜻蜓受难就会来救它。宋琳琳的表情告诉我，她不相信，但她还是怂恿我去，想看看我是怎么失败的。
　　我尽量伸长左胳膊将手上套着小蜻蜓的狗尾巴草递出去，让大蜻蜓能看到小蜻蜓又看不到我。小蜻蜓在草尾上下晃悠，一会儿展翅欲飞，一会儿蜷缩成一团。大蜻蜓真的飞过来了，用它那硕大的脑袋触碰着小蜻蜓。说时迟，那时快，我右手立马跟上，一挥手将大蜻蜓握在了手里。宋琳琳大概正诧异于我的身手敏杰，我却“啊”地大叫一声，放开了拳头，大蜻蜓挥动着翅膀飞走了，被捕获的大蜻蜓在我的拳头里咬了我一口。不过没关系，宋琳琳已经看到我能捉到大蜻蜓了。我索性将绑小蜻蜓的结打开，把小蜻蜓也放走，还它自由。
　　木工房就在前面，已经有同学抬着新的桌椅向我们迎面走来。
　　木工房里的新桌椅有很多，我却被一些角落里的碎木块吸引过去，没注意到宋琳琳正倚在一张桌子旁等我过去和她一起抬。我使劲地喊她到我这边来跟我一起看那些我觉得有趣的小木块。她无奈地走过来，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后说：“你可真是个小孩。”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心想，难道你不是小孩了？我随手捡了几颗差不多大小的正方形小木块放进口袋后起身去和她抬桌子。
　　回去的路上，我没有叫停，大概是对宋琳琳的故做成熟有些不满。倒是宋琳琳叫我停一下，她指着一棵松树对我说树上有只小松鼠。我看到了松树上的一只小动物，嘴巴不停地动着，像是在咀嚼着什么东西，我从没见过松鼠，但既然在松树上，那就应该是只松鼠。它的毛皮呈现出深棕色的光泽，与松树的苍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可以看到。小松鼠的尾巴蓬松而浓密，它敏捷地在树枝间跳跃，不时停下来，用前爪捧起一颗松果，迅速地咬开坚硬的外壳。小松鼠似乎发现有人在观察它，它不停地转动着小脑袋，警觉地站在树枝上，打量着四周。它“嗖”地跳着跑开了，这奋力的一跃，还没等我们的目光跟进，就听到宋琳琳大叫了一声：“啊，毛毛虫。”这是一种让我或者说是让和我一样大的女生们都感到胆战心惊的小动物，虽然它们长大后会变成美丽的蝴蝶。我看到毛毛虫朝着我们奔过来，虽说是蠕动，但速度快得超出我的想像。我是没有勇气踩死它的，宋琳琳也没有，两人赶紧抬上桌椅，沿着坑洼的小路落荒而逃。
　　我知道了这个木工房，从此后常一个人来，在这里捡些废弃的木块、玻璃条。小木块可以代替石子在课间玩抓石子的游戏，玻璃条用胶布把它们沾成三角柱或四边柱，里面放些纸屑或其它一些信手拈来的小东西，一个自制的万花筒就做成了，我有好几个万花筒，我常带着它们到学校去展示给同学们看。
　　有一天，校外辅导员带着全校的红小兵出去拉练。宋琳琳是中队长，她站在我们班那些红小兵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一人提着一根红缨枪，神气地昂着头，挺着胸，“一二一”地跟着队伍出发，韦老师也跟去了。我虽然羡慕，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和那些还没带上红领巾的同学在教室里写作业，刘老师在讲台上坐着。看大家作业都做完了，刘老师说教我们唱首歌。
　　刘老师清了清嗓子开始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同学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刘老师唱歌，都觉得刘老师唱歌还蛮好听。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饱含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社会美好生活的热爱。唱毕，大家都鼓起掌来。接下来，刘老师唱一句，同学们跟唱一句，大家很快都学会了。我边唱边想像着自己真的就坐在谷堆旁边，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妈妈的童年。这首歌让我在之后的若干年都对旧社会充满了敌意，我由歌曲想到旧社会，再想到蒋介石，进而联想到台湾，最后思考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我和同龄的孩子们在祖国温暖的怀抱中享受阳光时，仍生活在旧社会的台湾的同龄孩子们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呢？浅薄的想像在我脑海里生了根，这成了我一段时间内相当多篇作文的素材，现在想来实在可笑，但那些作文，是得到过刘老师表扬的。
　　那天，刘老师还教会了大家使用拳头法区分大月小月。还教大家就地取材的玩了“围虎棋”。还给大家讲了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的故事。我心想，这要比宋琳琳他们顶着大日头东颠西跑学到的东西要多，要有趣。当然了，这也有可能是我的酸葡萄精神。
　　下午，韦老师领着队伍将红小兵们带了回来，我羡慕地看着他们胸前飘着的红领巾，手中握着的红缨枪，暗想，俺老孙有一天也会这么飒爽英姿的。
　　宋琳琳提着红缨枪走向我，大方地递给我摸了一下又马上收了回去，严肃地对我说我还不是红小兵，不能拿红缨枪，只能摸一下。说完她提着红缨枪跑进老师办公室，把红缨枪放好。从办公室出来后她神神秘秘走近我，问我今天有没有看到他们。我疑惑地摇摇头。她觉得有些遗憾，说真可惜，说我只要往山上看，看见很多很多的红领巾，就看到他们了。她用手指了指远方山的方向告诉我说就是那座山，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现在看不到红色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在相思湖学院能看到的唯一的一座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那种遥不可及的山。我曾听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叫“看山跑死马”，心想，这山不知离这里有多远呢，在德胜的时候，就住在山脚下，上了山妈妈都找不到我，宋琳琳居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么遥远的山上的红领巾，她可真幼稚
　　宋琳琳去的那座山叫“天雹水库”。那天，我没看见她的红领巾，有个人却看见了。那个人是我大姐。
　　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知青，早上五点就从知青点出发，早早来到了天雹水库，天气太热，他们要赶在烈日当头照之前完成今天挑土立方的任务。在一条宽阔的河岸边，知青们正在进行筑堤修坝的劳动。阳光毫不吝啬地照在他们汗流浃背的身上。大姐卷起裤腿，撸起袖子，正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她用纤细的手臂和男知青一起扛起沉重的石头，脸上带着一种压不垮的坚毅。不过17岁的年纪，却担着如此的重担，如果此情此景让母亲看到了，母亲一定会落泪的。土石逐渐堆积，河堤慢慢升高，知青们的汗水滴落在土地上，与土地融为了一体。在回知青点的路上，大姐和许多知青一样已经一瘸一拐，他们看到了一群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正气宇轩昂地在前方不远的林子里穿过。在回望那座满是他们血水、泪水和汗水的堤坝时，大姐心中还是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的。她说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土地，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和磨练了自己。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一段青春的烙印，一段永恒的历史篇章。
　　大姐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曾受过全家人众星捧月般的喜爱。二姐是妈妈最偏爱的孩子，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母亲说二姐还在娘胎的时候，差点因自己和父亲的一次口角被流产。又在生下来后因为放在别人家里带，吃得太咸被腌了心肝，差点小命不保。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母亲对二姐偏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从小也知道，每个父母都说一碗水会端平，其实每个父母都是从来端不平这碗水的。我就是家里那个唯一挨打受骂的孩子，是母亲的出气筒。
　　自我记事起，除了妈妈打我、骂我外，我们家算是一个和谐的家庭，但打骂孩子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家常便饭，放在现在也应该还是。母亲和奶奶之间唯一的一次争吵也是因为母亲打了我。那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时不时的都会挨上妈妈几板子。有一次，母亲因发现我洗的衣服没洗干净，我便挨了打。奶奶很生气地说：“一个八岁不到的孩子，衣服洗不干净不是很正常吗，她洗不干净你就帮她再洗洗不就得了，你还打她，你打她就是打我，我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我走，免得你看到我不高兴。”父亲从没见过她俩吵架，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父亲说有段时间，不知是到了更年期还是什么其他情况，母亲心情不太好，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打得太多了，奶奶看不过去，就用计将母亲制服。从那件事以后，我再也没挨过揍，但骂还是要挨骂的。每当母亲忍不住想揍我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喊奶奶，也不管奶奶当时在不在家。然后，就见母亲生生地把那口气吞回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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