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绕着太阳转，每年的日子不短也不长。但在我的记忆里，我的七岁，是极其漫长的，长到我一度以为这一年永远也不会过完。

　　我被自行车撞这件事，引起了相思湖学院领导的重视，他们觉得一个家里只有孩子没有家长是不安全、不妥当的，他们征求我父亲的意见，说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把我的母亲调到“社来社去”试点班工作，这样，既可以全家团聚，又可以把母亲顺理成章地调入相思湖学院。父亲当即同意，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终于将妻子调入桂南后也是聚少离多，这个机会，他要把握。

　　1976年，过完春节，全家人跟着父亲到了“社来社去”试点班所在地宜山县。母亲是师范学校毕业，她的资历当不了大学老师。虽然我们都觉得，以母亲的学识，教试点班的学员绰绰有余，但学校还是安排母亲当了出纳员。

　　试点班借用的是“德胜中学”的房子。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住进了一间很大的瓦房，这间房足有一间教室那么大，也可能它原本就是一间教室。高高的房顶，能够直接望见屋顶的瓦片。父亲说，这种房子有助于通风散热。美中不足的是，每逢下大雨，屋里到处漏水，哪怕用上家里所有能接水的盆、桶、碗、盅等器皿都不够去接屋顶漏下的雨水。因为中国传统中有水能聚财的说法，母亲打趣地说，这房子不仅散热，它还聚财。

　　大姐和二姐在德胜中学读书，我进了德胜小学。

　　我要走蛮远的路去上学。开学注册那天，是父亲带我去的。上学的路，要经过一条街道，街道上有不少的店铺，也有一些小摊贩。我是一个严重的路痴，父亲又不会带我走第二次，我只能一路跟着父亲，一路认真地记下每一处转弯和每一转弯处店铺的特征。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父亲要去某个学员家里看看，带我走的是要穿过玉米地、甘蔗地、菜地，还有很多田垅、小沟的乡间小道，我也记下了。但问题是，我不是一般的路痴，严重的路痴症导致我很久都不知道如何走街道的路回家，也不知道如何走乡间小道去上学。我在街道与乡间小道上来回走了几个月，有时，母亲会在我的书包里发现两个玉米，问是哪来的，我说是在放学路上有个社员硬塞给我的，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有时，我会带着一把野芹菜回来，那是自己在路上看到后随手摘的。有时，我会拿一捧小马蹄回来，那是水沟里的野马蹄，我自己挖的。总之，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很多从前没见过的东西，都是在回来的路上一些不相识的人教的。我有时还顺手摘几粒稻穗放进嘴里咀嚼，淡淡的米浆软糯香甜，清香四溢。

　　在那些日子里，我甚至还认识了一种草药。一天中午，放学路上，我下小水沟挖马蹄后上到田垅上，一个扛着锄头的农民大叔叫我站着别动。大叔走到我身边，从肩上把锄头放下，弯下腰，用锄头靠近我的小腿，我忙往自己小腿上看去，腿上正爬着一条肥肥的黑呼呼的蚂蝗。我吓了一跳，大喊着让大叔快帮我把那个东西弄掉。大叔笑了，让我别着急，他用锄头在我腿上轻轻一刮，蚂蝗落地。我看到自己的腿上汩汩地冒着血，准备用手去堵。大叔让我别动，他早已在田垅边上采了一把绿叶揉碎，把它敷到了我的伤口上。我问大叔这是什么药，大叔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这药管用，我把这种草药的样子记下了。蚂蝗还在地上蠕动着，大叔随手折了根细枝，抓起蚂蝗，将细枝插进蚂蝗体内，蚂蝗被整个穿肠翻肚后大叔将它弃于地上。大叔说，它终究会化成一滩水，再也不能复活。大叔还说，蚂蝗这个东西很讨厌，即使碎尸几段都没用，它们会变成更多的蚂蝗，翻皮才是绝杀。大叔处理完蚂蝗，扛着锄头，哼着小调走了，大概是收工了吧。蚂蝗真是个倔强的东西，我对它们历来客气，对侵犯过我的这些个东西，从来都是放生处理，这不仅因为它斩而不死，我甚至听说，哪怕把它烧成灰，它都能复活，夸张得令人瞠目。但这不是大叔说的，我也没烧过蚂蝗，不敢烧，还是担心万一是真的，变成灰的蚂蝗如果复活了，岂不是化成千军万马？会不会找我报仇另说，世间便多了更多的吸血鬼。我看着那在太阳的炙烤下已蜷缩成一个句号的生物，那个让我感到肉麻的生物，它真的会化成一滩水吗？

　　终于在一场大雨后，满身泥水的我回家时被家人发现了我的狼狈。听了原因，全家人笑得前仰后合。天空放晴后，两个姐姐领着我在街道上来回走了两趟，我终于记住了从街道回家的路。

　　在德胜小学的那段日子我是过得比较得意的。相思湖附小的一只丑小鸭，在德胜小学变成了一只金凤凰。体育老师说我有体育天赋，常让我给同学们做示范。美术老师说我是个画画小天才，常拿我的图画本给同学们传阅。音乐老师说我不仅歌唱得好，节奏感也很强，常让我在课堂上领唱。说实话，我在那里呆了三个学期，除了班主任覃老师，所有其他老师的样貌、姓名都是模糊的，我大约是被数不清的赞扬冲昏了头脑。尽管如此，有一些事情，我还是历历在目的。

　　有一次劳动课，内容是积肥，就是从外面找到肥料挑回学校。这个任务老师提前几天就布置了，目的是让学生们先在自己家附近收集一些肥料，到时候把肥料担到学校来。我也积极准备着，在家的附近每天收集鸡屎，每次都收集到不少。奶奶在种菜时告诉过我，鸡屎是很好的肥料。刚开始，我把收集到的鸡屎堆在露天，后又觉得不安全，怕被别人偷去，便用锄头锄了个坑，把鸡屎都倒进去然后埋好。连续几天，我都把收集到的鸡屎倒进坑里埋好，心想，这下应该够一担肥料了吧。到了劳动课那天，中午起床，我用锄头刨开准备了好几天的鸡屎，却发现鸡屎只剩下一点点了，我觉得有人偷了鸡屎。母亲却告诉我，那些鸡屎已经和泥土混在一起，和泥土同化了，让我一起担去学校，反正都是肥料。我很担心老师会批评我不认真积肥，只是挑一担土过去，但又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到了学校，我趁老师不注意，把担来的肥料倒在指定的位置后放下扁担和簸箕，等待老师布置劳动课新的任务。同学们都到齐了，覃老师宣布今天的任务是拾牛粪。我知道哪里牛粪多，它们就卧在我曾经回家的乡间小道上。我正准备邀上一两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往那边去时，覃老师拿着一个小本子、一只笔走到我身边，指着一处高地对我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坐在那个土坡上，看到本班的同学挑担过来就做登记，谁挑担进来就在谁的名字后面打勾。我好奇地问覃老师我什么时候去拾牛粪，覃老师摸摸我的头，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做好登记。

　　我坐在土坡上履行自己的职责，从全校同学中认真地识别挑着牛粪回来的我们班的同学，在看到那些簸箕里还很新鲜的牛粪时，我想像着他们跟在牛屁股后面等着牛将那热气腾腾的粪便泼进他们簸箕的一瞬间他们的快乐。其实我是想去拾牛粪的，拾牛粪乐趣无穷。

　　回到家，我把这件事跟家里人说了。父亲告诉我，覃老师的爱人是他的学生，覃老师那是照顾我，看我长得这么娇气，不像是会干活的样子。我并不认可父亲说我娇气，连体育老师都说我的体育在班上是第一名。

　　“五一”前夕，每个年级都要准备一个节目，五一那天去参加镇上的表演。一年级的节目是歌舞“井冈山下种南瓜”，每个班都选几个同学参加，我理所当然地被选上了。覃老师让我去排练，并跟音乐老师说安排我做领唱。其实不用覃老师说，音乐老师也会安排我做领唱的，我在班上一直就是领唱。

　　我们参加表演的同学每天放学后在学校走队形、练唱歌、排动作。回到家里，我也忍不住唱“小锄头呀手中拿，手呀么手中拿呀，井冈山下种南瓜，种呀么种南瓜呀。挖个坑呀，米米索啦啦。下个籽呀，哆哆索啦啦……”两个姐姐都觉得我唱得很好，父亲母亲也说我唱得不错。

　　我就是一颗沉在相思湖底的金子，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熠熠生辉。

　　五一那天是放假的，吃过晚饭，我一个人去学校了，老师交代表演节目的同学六点钟要到学校，然后统一去镇上。我记得，那天，为了让我不饿着肚子去表演，全家人早早地吃了晚饭。

　　来到学校，老师给每个同学打上腮红后就把我们带走了。走在路上，我是有些疑惑的，在相思湖学院，同学们每次演出前都会换上统一的演出服，或者，不需换演出服的节目，老师也会交代同学们统一穿上白上衣，蓝裤子。我看着准备和我一同上台的小伙伴们，穿什么的都有，我们真的就是一群从各家农户走出来准备到菜地种南瓜的孩子，那么真实与随意。

　　报幕员报出“下一个节目，井冈山下种南瓜，表演者，德胜小学一年级同学。”

　　我昂首挺胸，喊着“一二一”，领着一只队伍走到舞台中央，喊了声“立定。”

　　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我很镇定，全身心地投入表演，老师说过，要为学校争光。

　　音乐声响起。

　　我：“小锄头呀手中拿。”

　　合：“手呀么手中拿呀。”

　　我：“井冈山下种南瓜。”

　　合：“种呀么种南瓜呀。”

　　……

　　节目表演结束，我整理好队伍，又“一二一”地把同伴们带下了舞台。一下来，就看见了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他们那么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是没想到他们会来的，因为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们都说我表演得不错，落落大方，咬字清晰，动作优美。母亲问我们还要不要看下面的节目，看我正左顾右盼，母亲对我说那就再看一会儿。

　　我说不是，然后自言自语：“怎么没有糕点呢？”在相思湖学院，那些在大礼堂表演完节目的同学，表演完了总是会有一些小糕点作为奖赏的。我的自言自语像是被母亲听到了，她从兜里掏出什么递给我，说是奖励我的，我接过一看，是我喜欢的云片糕。

　　表演完节目的同学们都各自散了，确实没有面包或蛋糕这些小点心。而我却有一份来自家人的云片糕，我的心里充满了愉悦。

　　回家的路，是父亲带着我们走的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我是踩在铁轨上走的。父亲说，沿着这条铁轨，能回到相思湖学院。我由近及远地看着前方越来越窄，婉若游龙般蜿蜒的铁轨，它们在我的脚下不断地向前延伸着。我是沿着这条铁轨坐着火车过来的，终有一天，我也会沿着这条铁轨坐着火车回去。父亲指着铁轨前方连绵起伏的山峦告诉我们，那就是龙头山了，我们的新家，就在龙头山的脚下。我不知那山为什么叫龙头山，看不出任何龙头的样子。但它确实就叫龙头山，在当地，它承载着历史的传说。我想像着山脚下那一片片犹如绿色海洋的田野，正波涛汹涌般翻滚着，用文人的话来说就是此情此景，如诗如画。但那一刻，我是没看到什么诗与画的，因为天早已黑了。

　　自从成为了“表演艺术家”，我干起活来特别卖力。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我决定为家里做点事情。做什么呢？扫地？地上挺干净的。洗衣服？还没洗澡，没有衣服可洗。对了，煮饭，平时大姐量米下锅的时候，我常在旁边看，就这么决定了。

　　我打开米缸开始舀米，记忆中大姐每次都舀两盅米，我也舀两盅，然后盖上米缸，端着锅到水龙头底下去淘米，淘三次，大姐是这样做的。装多少水呢？这个环节我从没注意过，我想了想，虽然没煮过饭，但盛过饭呀。我决定把水装到平时盛饭时看到的饭的高度，我对自己如此的机智感到很满意。炉子里还有火星，我往炉子里加了炭，又加了煤块，再把炉子下面的封口打开，用扇子轻轻地在炉口扇着。不一会儿，火苗就“噌噌”地往上窜了，我丢下扇子，把锅架在了炉灶上。我寸步不离地看着，看看火够不够，看看水开没开。听到一点动静，就把锅盖揭开看看饭是不是熟了。几经折腾，一锅滚烫的水终于在炉子上没架稳，“哗啦”一下倾倒下来，我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危急时刻，喊“救命”是真的有用，万一有人听到呢。我那相当于喊“救命”的连续不断地大哭声被从我家门前经过的一个老师听到了，我被老师抱起，到水龙头下冲了冷水，然后放上床，老师给我做了简单的处理后让我别乱动，说去帮我叫我母亲回来。我看到我的一只脚被烫红了一片。

　　听到门口传来母亲的声音，我有点慌，怕被她骂。母亲走进屋，看了看我的脚，脚上起了几个小水泡，问我是怎么弄的。见母亲没有骂我的意思，我放下心来，说我煮饭不小心把锅弄翻了。母亲走到炉灶前看了看，火还挺旺，锅横在地上，米还是米，有些泡发了，锅里一半，地上一半。她把炉口封了起来，然后走回屋里对我说：“我的幺儿这么能干，都会煮饭了。”虽说是表扬，但我自觉闯了祸，还是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父亲回到家，看到我这个样子，又是怜爱，又是表扬。母亲对父亲说水应该还没烧开，不然，孩子的脚会被烫破皮，肉都会烫坏。

　　我想起上次被蚂蝗咬后大叔给我敷的草药。第二天，我就一瘸一拐去找那种草药，拿回来跟母亲说这种草药可以治我的脚伤。母亲觉得反正脚伤也不是很严重，这个草药又清凉清凉的，应该也没有什么坏处，就按我说的把这些草药捣烂后敷在我被烫伤的脚面上。敷药的第二天，脚就不疼了，我继续去摘草药。用了几天药，脚面已恢复如初，连疤都没留下。神奇的草药，可惜在岁月的流转中我已忘了它的样子。

　　一个周六的晚上，二姐说，她的一个同学的哥哥，因为收听敌台被抓，第二天要在镇上开批斗会，开批斗会前还要游街示众，游街示众的队伍会经过德胜中学，并会在校园里转一圏。父亲和母亲交代我们不要去凑热闹，想看在家门口看看就算了。父亲说，首先是批斗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其次也怕我们被人群挤伤、砸伤。但我还是想看看游街示众是怎么回事，毕竟都路过家门口了。

　　周日早上，听到一阵锣声，我知道是游街的人准备到了。父亲在屋子里备课，母亲在忙着家务，他们不打算看热闹。大姐、二姐站在家门口四下张望，我搬出一张凳子站了上去，比大姐还高出了一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锣声越来越近，游街示众的队伍终于到了德胜中学。我看到远处有一辆敞篷车缓缓地如蜗牛般爬过来，车上有好些人，我不知道谁才是那个偷听敌台的人，于是问二姐，二姐挤上我的凳子，指着那个方向说：“那个戴高帽的，你看，胸前还挂有牌，写着‘反革命’三个字的就是。”“反革命”没有路过我家这边，在学校大操场转了一圈后就离开了，我没看清楚那人的长相，只看到他戴着高帽子低着头。

　　热闹的人群散去后，大姐问二姐她那个同学的哥哥是怎么被抓到的？二姐说：“我同学说他哥哥经常偷听敌台，她早就看不惯她哥哥了，还说她哥哥早就该被抓。前些天的一个晚上，他哥哥正在偷听的时候被来找他玩的工友发现并告发，我同学说他哥哥活该。”

　　父亲和母亲听后不可置否地叹了口气，一个继续备课，一个继续做家务。

　　1976年7月7日，我又听到了学校喇叭里传来的低沉的哀乐声。回到家，听家里人议论说去世的人是朱总司令。我问父亲朱总司令是谁，父亲说朱总司令与毛主席是久经考验的战友，父亲还给我讲述了井冈山会师的故事。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学校领导看到我们家生活比较困难，就在假期给大姐和二姐安排了一个挣钱的活，给她俩配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去镇上拉猪潲回来喂猪，相当于现在的勤工俭学。大姐二姐接下了这个任务，看样子还挺高兴。

　　我也经常去猪圈看两个姐姐喂猪。大姐二姐从三轮车上抬下两桶满满的猪潲，两人各拿一个瓢，将猪潲一瓢一瓢舀进食槽中，嘴里不停地叫着“略略略略略”。我觉得有趣，也帮着她们一起“略略略”地叫，猪们便纷纷从各个角落涌向食槽，挨挨挤挤，“呼噜呼噜”地争抢着食物。猪们身上的泥垢和粪便也在这场争抢中甩得到处都是，整个猪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猪们是不浪费食物的，食槽里的食物被消灭干净后，猪们才一个个满足地离开食槽，仿佛还打着嗝。

　　有时候，三轮车上不仅有猪潲，还会有一些头头尾尾的甘蔗。车上有一把大砍刀，大姐或二姐会将甘蔗尽量地用大砍刀弄得干净些，再砍成小块后扔进食槽给猪吃。猪们嚼起甘蔗来发出脆脆的响声，蛮好听。我在一旁看着，觉得猪在饭后都有水果吃，就问两个姐姐，好一点的甘蔗可不可以砍下来留给我吃？两个姐姐听了之后相互看了一眼，大笑起来，齐声说：“你又不是猪。”但她们却同意了。每次有甘蔗运回来，她们会挑些好的留给我，她们自己也吃，喂猪成了她们又挣钱又愉悦的工作。在那个假期，那辆拉猪潲的三轮车是归大姐二姐管的，我学会了蹬三轮车，虽然我连三轮车的坐凳都坐不上去，却时常大呼小叫地蹬着它满院子乱跑。

　　一天早上，我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抓七星瓢虫，玩过了头，很担心甘蔗都被猪给吃了，急忙下山跑到猪圈，还好，姐姐们还在喂猪，甘蔗也还在车上。大姐和二姐说今天去拉猪潲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一路上都听到人们在谈论，说今天凌晨，唐山发生了地震。我问什么是地震，大姐说地震是地壳运动造成的，地壳内部不停发生变化，使地壳岩层断裂、变形，然后由量变到质变，地震就发生了。我当然听不懂什么地壳运动，我又问，地震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二姐说，地震的时候，房屋会倒塌，会砸死人，地上会裂开很大的口子，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然后那条口子又会合起来。我觉得很恐怖，那不就是活埋吗。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担心自己站立或正在行走的地面会突然向两边移动，然后我就会被那黑不见底的深渊吞噬。

　　那段时间，父亲与母亲在家谈的都是唐山地震的事，我看到他们的手上经常有一道一道的划痕，还看到他们经常互相拿着对方的手说是帮挑刺。听说他们是和当地社员一起去采伐竹子，然后到火车站运往唐山给灾区居民搭简易住房用。

　　若干年后，我在大姐家的书架上看到了那部我早就想看的钱钢先生的纪实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我把那本书从大姐家的书架上取下，带回家仔细阅读。书中描述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席卷唐山。前后仅仅23秒，整个唐山被夷为平地，24万多人从此长眠废墟之下。书中描写了自古以来，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及在面对大地震时，人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和坚韧姿态。《唐山大地震》不仅是一部关于自然灾害的纪实作品，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社会和历史的作品，它以其真实、全面、深情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灾难的可怕无情，看到人类面对灾祸时表现出来的顽强与抗争，同时，也让我们反思着人与自然之间应如何相处。

　　伤痛的记忆总是不愿被提及，但《唐山大地震》告诉我们，不应该淡忘这些曾经真实发生过的苦难。

　　暑假结束，又开学了，我上了二年级。这里毕竟不是相思湖学院本院，父亲跟院领导提出将自己的母亲接到身边一同生活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小姑从贵州将奶奶送了过来，跟着一起来的还有小姑的儿子夏天。

　　夏天比我小两岁，还没上学，我暂时有了一个玩伴。这个玩伴很是挑食，每次一上桌，就对着满桌子的饭菜，用那浓重的贵州话说一句“一样都不行”。他光吃米饭不吃菜，居然也将一碗米饭吃完。在我眼里，除了水蒸蛋，奶奶煮的饭菜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怎么这个表弟就说“一样都不行”呢？小姑说不用理他，他把米饭吃了就行。

　　小姑还带来了一大盒波波糖，对糖果不感兴趣的我对波波糖却情有独钟。波波糖之所以叫波波糖，因为它的形状是圆的，似球状。剥开糖纸，将色泽金黄的圆滚滚的糖送入口中，轻轻一咬，软硬适中，淡淡的香，淡淡的甜便在齿间慢慢化开。对夏天来说，他的“一样都不行”包括从他家带过来的波波糖。

　　我用我的小锄头自己开垦了一小块地，就在家门口，虽然只有一平方米大小，但上面时时有我种的小作物，夏天来的时候，几根玉米正在努力的结着果实，但都像老太太的牙，长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我用手折断了其中最不成器的一根，把它掰成两截，和夏天把它当甘蔗分吃了，除了水分不足，还挺像那么回事。夏天连说好吃，看样子，那是他在我家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

　　雨后，我带夏天捉蜗牛，那些得意的两只触角伸得像两根天线的蜗牛，背着它们重重的壳，一动不动，屏气凝神，似乎在接收着神秘的信息，我只消轻轻一触，那两只天线便似遭到了磁场的干扰，缩回脑袋里，脑袋再缩回壳里休整去了，速度之快，不像蜗牛。我和夏天一人捉一只没有天线的蜗牛放在手上，我对蜗牛有节奏地喊：“小狗小狗快点出来，有人偷你的乒乓球。”夏天就用贵州话跟着我一起有节奏地喊。不一会儿，天线开始缓缓探出，夏天很高兴蜗牛能听懂他说话。那对天线大概只伸出三分之一，我便迫不及待对着那两截短短的天线轻吹一口气，天线就又闪电般地缩回。不需触碰，只消一点风吹草动，胆小的它们就有如惊弓之鸟般把自己藏好。夏天也学着我的样，反反复复地逗着蜗牛，腻了，就将它们丢进草丛。

　　我还带着夏天上山捉昆虫，下山挖花生，自做了一根钓鱼杆到小塘里钓鱼，居然也钓到一两尾小鱼，夏天欢天喜地地让外婆把那小鱼做成酸汤鱼。奶奶居然按着他的要求做了，夏天终于不再说“一样都不行”。

　　中秋节后，小姑和夏天准备回贵州，我抓紧时间和夏天疯玩。一天中午，我和夏天一人手上拿着一根棍子在操场上你追我赶，学校的喇叭突然中断了新闻，开始播放国际歌，然后放起了哀乐。操场上的人们无论在做什么，像遭到了强烈的电击，都木在了那里，时钟在那一刻仿佛停止了摆动。我立时停下了脚步，这哀乐，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整个操场，只有夏天还在挥着棍子大声叫嚷。我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到我这边来。夏天正玩得高兴，心不甘情不愿的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对他说：“你听。”沉重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我对夏天说：“出事了，回去吧。”夏天问出了什么事，我没说，但我猜得到。今年冬天，周总理走了，年中，朱总司令也走了，紧接着河北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24万活蹦乱跳的生命顷刻间没了，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的恐慌，大家都在为躺在病床上的毛主席担忧。

　　我领着夏天回到家，果然不出我所料。

　　父母、小姑在叹息，奶奶也在一旁沉默不语，我看到他们时不时地抹着眼泪。

　　9月18日下午，德胜小学全体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开追悼会。开追悼会前，老师让同学们都穿素色的衣服来学校。我夏季的衬衣虽说都是白底的，但每件衬衣上多多少少都有些花饰，根本没有纯素色的衣服，母亲说可以穿，说已经算是素色的了。但我觉得素色就是纯素，不能参杂一点花样，我翻出了一件深蓝色的冬装外套。还是酷暑的九月，母亲看我穿上了冬装，让我别穿，好说歹说没说通，老师说要穿素色的衣服我就必须穿素色的衣服。没办法，面对顽固的女儿，母亲只好交代我热了要知道把袖子卷起来。

　　学校操场上，立了一个临时的台子，旗杆上的国旗降至一半高度，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旗帜低垂着，一动不动。太阳很浓烈，烤得人直冒汗。我穿得太厚，只能将袖子卷起一点。世界很静，起风了，旗帜开始慢慢的抖动，不一会儿飘了起来，几片树叶在风中挣扎，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后落到地上。操场上聚集了全校的师生，他们脸上写满了哀伤。操场的四周挂满了悼念的横幅和标语。

　　庄重而悲伤的追悼会三点钟正式开始，全场肃立，喇叭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里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

　　“一鞠躬--”

　　“再鞠躬--”

　　“ 三鞠躬--”

　　“默哀--”

　　默哀三分钟，喇叭里传来军乐团奏响的悲壮的哀乐，哀乐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盘旋，顿时天地肃穆，山河乌咽……

　　师生们默默地听着，不少人的眼中闪烁着泪花。会场上突然有些小小的骚动。同学们都不安地朝骚动的方向望去，覃老师让大家安静，然后静静地走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我感觉很热，悄悄又将袖子向上卷了两卷，稍微舒适了一些。覃老师一会儿就回来了，什么也没说。

　　在全场静默的追悼会上，细微的抽泣声从不同的方向传开。追悼会进行到最后，全校师生齐声高唱《东方红》，歌声在操场上空回荡。追悼会结束后，师生们慢慢地离开操场，回到各自的教室。教室里，覃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校长刚才因太过悲痛，一度昏厥过去，经抢救已经没事了，让我们放心。

　　金秋十月，迎来了国庆节，也迎来了崭新的世界。10月中旬， 我看到父亲书桌上铺开的手稿中写着：“乌云拨开了，天色晴朗起来，一轮红日从云中洞口照射下来，街道红了，田野红了，大地在欢笑，雨后的空气倍加清新。”我看到街道上有许多的三角旗，每人举着一面，上面写有各种标语，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我很认真地问大姐：“他们说江青是一条美女蛇，是真的吗？她如果是一条蛇，是怎么跟人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被发现的？” 问这话时，我脑子里闪过很多人头蛇身的怪物。蛇是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物种，它们黏滑又扭来扭去的形态，让我本能地感到肉麻与厌恶。除此之外，它们还会咬人，会释放毒液，让人心生恐惧。

　　大姐义愤填膺地说：“江青太狡猾了，她藏得很深，她不仅是一条蛇，还是一条有剧毒的蛇。”大姐是在比喻，但刚上二年级的我还不知道这种修辞手法，见大姐说得这么肯定，我相信了，但还是搞不明白，一条蛇到底是怎么混入人类的呢？

　　我的七岁，从相思湖到龙头山，冬夏更迭，春去秋来，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如何描述那一年的漫长，就如幼儿园里看过的那本《南瓜里的秘密》，彼时还不识字的我，到底还是没搞清楚南瓜里究竟藏有多少秘密？只记得有很多很多。

　　10月30日，我吃了两个荷包蛋，终于结束了我长长的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