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奶奶正在学院围墙边的一处坡地打理她新开垦出的一小块菜地。这里原本杂草丛生，她将杂草清除后锄了块土，将土拾起捏了捏，发现这里的土壤并不算肥，要种菜，还得花些功夫。她用锄头开始松土，边锄边盘算着可以种点什么。

　　围墙对面隔着一条江是另一所学校。说它是江，其实算不上，但它的名字就叫“可利江”。雨水暴涨的时候，可利江汹涌的水流急急地流向邕江。到了枯水期，可利江就会变成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那条横贯在江上的大坝，似乎就是一个多此一举的存在。这里，曾是我的又一乐园。我和黄文利经常沿着这条坝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在对面爬满牵牛花的小径上玩耍一阵。我不太喜欢牵牛花，不喜欢它散发出的让人头晕的味道，偶尔摘下一支，也是为了把它插在黄文利的头上，让她当一回“媒婆”。还是相思湖学院这边的朱槿花又好看又好闻又好玩。朱槿花的盛花期在七八月间，那时节，只只朱槿开得足有碗口大小，它们以大红为主，也有粉红的，偶尔也见少量黄色。一眼望去，整个相思湖学院就是朱槿花的世界。除了盛花期，邕州市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朱槿花开放，它们毫不张扬地点缀在浓密的绿叶间。都说朱槿花朝开暮落，其实不然，第一日盛开的花朵第二日只是垂下了头，但依然鲜艳亮丽，形如一只只吊钟，我和小伙伴们因此也把朱槿花称为“吊钟花”。我们常常取下朱槿花的一片花瓣，像分开粘在一起的两页纸那样，从花瓣根部小心翼翼地将花瓣破开一小部分，被破开的花瓣内面是有些黏的，我们就把它粘在自己或同伴的额头上，形似大红鸡冠，我们便顶着这大红鸡冠，气宇轩昂的行走在人间。有时嘴馋了，就摘下朱槿花的花蕊，吮吸里面的花汁，汁水清而淡，还略略有些甜。

　　上午的数学课，韦老师是带着同学们在操场上进行的，学习如何估算某块地的长度、宽度和面积。

　　韦老师说：“我每走两步，大约是一米，在没有带测量工具的情况下，我想估算一下我们学校这个操场长多少，宽多少，面积是多少，靠我的一双脚就能算出个大概，当然了，只是大概，并不精准。”接着，韦老师用尺子量好并划出了一米的线，起身对我们说：“同学们来试试，看看你们走一米需要几步。”

　　曾国庆第一个上前，跨了两大步，说道：“韦老师，我也是两步一米。”

　　宋琳琳第二个上去，她仔细地把后脚跟对准起点，走了两步，前脚正好到达终点的位置，她对韦老师说：“韦老师，我也是两步一米，但我走的这一米包括了两只脚的长度。”

　　韦老师表扬了宋琳琳，说她做事认真细致，考虑问题周全，要大家向她学习。

　　奶奶直起腰，准备收工回家做饭。她随意地向对面望了望，这一望，吓得她打了个趔趄。如果不是用锄头拄着地，差点就摔倒了。她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坝上跑动，而那个小女孩正是她家的老幺。她急得自言自语：“这要是掉下去可怎么是好哦，我的小祖宗。”

　　奶奶急急地赶回家，让这个小祖宗的母亲来制止她的这个可怕的行为，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母亲站在大坝这端，目测了一下坝上的宽度，顶多也就50公分，她站上去往前走了几步，感觉马上就会掉下去，赶紧退下大坝。此时，我正朝对岸快步走过去，没发现坝这头的母亲。母亲看着我一往无前的小小背影，手心里都是汗。一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小儿，一边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的母亲。她不敢喊，怕惊着我，反而弄巧成拙。她提心吊胆地看着我安全地走到对面再折回，终于，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安全了，母亲刚想上坝把我拉下来，我却没看到母亲，出其不意地转身又走了。母亲再度陷入惴惴不安，她鼓起勇气重新站在坝上，惶恐不安地等着我再次折回时好看到她。

　　这次，我在返回途中看到了母亲，以为她是来叫我回去吃饭的，在到达坝这头后自然地牵着母亲的手走下了大坝。

　　母亲拉着我的手，心里安定了。我明显感觉到了母亲的手湿漉漉的。此时的母亲，把压在心头的声音全部释放出来，她大声而近乎呵斥地问：“你为什么要在坝上走，有时候还跑，不怕掉下去吗？”

　　我听到母亲的声音似在骂自己，委屈地说：“ 韦老师说用脚可以估算出长度，我每走两步相当于一米，我想测量一下那条坝有多长。”

　　母亲不依不饶地说：“在哪里不能测长度，非得来这么个危险的地方？总不是你们韦老师叫你来的吧，再说了，走一个来回就量完了，为什么要来来回回走那么多次？”

　　我解释道：“每次数着数着就数乱了，又要重新来，所以就把剩下的路跑完，好快点重新开始。”

　　母亲叹了口气道：“你知不知道妈妈看着你在上面跑心里有多慌，万一……以后不要再上坝了，掉下去可不得了。你说说看，坝上多危险啊，那么一点点宽的地方，就你一个人，掉下去都没人看见，谁来救你？”

　　母亲说的一点点宽的地方在我眼里其实很宽，我从没觉得我会掉下去，但我听说过一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哪天真的掉下去呢？我决定以后不再一个人上坝了，要上，得再带上一个人，这样，至少有人帮喊“救命”。

　　回到家，全家人给我洗脑似的上了一堂安全教育课，我突然间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丝后怕，我向家人保证，以后不再上坝了。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煮好了荷包蛋，我吃了两个，我又长了一截尾巴。九岁的我在父母眼里依然还是个糊涂虫、捣蛋鬼。

　　我不再上坝的保证只是一纸空文，改天我还是邀上黄文利一起到坝上去。不知是不是心理暗示，那条坝在我脚下突然变窄了，我站在上面，不再从容，只往前走了几步便打了退堂鼓。黄文利在我的胆怯中也变得胆怯，从此我们只在可利江变成一条小溪的时候在溪边玩耍。

　　十二月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姐每天都在家，听说是生产队大发慈悲，给了一周的时间让准备参加高考的知青们回家复习。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吃饭的时候，大姐就出现了，吃过饭，大姐又不见了。我知道大姐是回来复习的，也知道大姐在躲着我，怕被我缠上后无法复习。房子就那么大，大姐能躲去哪儿呢？我不厌其烦地检查了床底，打开了所有的柜子门，甚至还翻开了两口箱子，一遍又一遍地查看厕所、厨房，就是找不到大姐的踪影。

　　已经两天了，我始终没找到神出鬼没的大姐。

　　那些天，我每天放学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大姐。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先回到房间找大姐，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没找着。我打开饭桌，在桌上铺上报纸，开始写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快就写完了。看看钟，时间还早，决定自制一个玩具。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我挖了一些粘土，可以捏个小玩意儿。我看到柜子上的储钱罐，一只小猫，对，就它了。我照葫芦画瓢，还算是心灵手巧的我很快就捏出了猫的外形，自己觉得很满意，再找根牙签画出猫眼、猫嘴、猫胡子，大功告成。把它摆在大猫旁边，除了个头小点儿，简直一模一样。正在自我陶醉时，听到厨房有动静，我走出房间，看到奶奶抱着一把菜回来，我问奶奶知不知道大姐在哪里。

　　奶奶“嘿嘿嘿”地笑道：“说是在图书馆，要不你去找找看，找到了让她回来吃饭。”

　　我一听乐了，可不是嘛，好多人都喜欢在图书馆看书，大姐就应该在那里，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屁颠屁颠地跑出了家门，奔向我熟悉的图书馆。说我熟悉，是因为黄文利的妈妈是图书管理员，我和黄文利时常到那里去。

　　就在我闯入图书馆的一瞬，突然刹了车。这里安静的氛围弥漫在每一个角落，我知道这不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地方，于是悄悄地走进一楼的报刊阅览室。里面没几个人，我不好意思来了就走，装模作样地从报刊架上拿起一夹报纸，找个地方坐下来翻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无趣地将它放了回去。走出报刊阅览室，出门左拐上二楼，又是一间阅览室，我向里望了望，不少人围坐一张椭圆形环形大桌，有的捧着书在看，有的正在抄写，阅览室里安安静静。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大姐呢？我绕着大桌子走了一圈，仔细地看或埋头看书，或握笔沉思的每一个人，这里也没有大姐。我径直朝一排排的书架走去，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大姐，轻轻地走了一圈，还是没发现大姐，却发现自己已置身于前后左右一排排的大书架中间。抬头望，高高低低的都是书，伸手摸，林林种种的书触手可及，用句时髦的话说，我徜徉在了书的海洋里。我用眼睛扫视着它们，用手抚摸着它们。突然，眼前的路被一架梯子挡住了，梯子上的人低头问我：“沈湘，你想找什么书啊？”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黄文利的妈妈。黄文利的妈妈也姓黄，刚才她就看到我钻了进来，并没有阻拦。那时的图书馆管理还没有那么严，大学生找书都是报上书名，由管理员去帮找，但学校的老师可以自由地出入，让他们自己找书，子弟们也享受着同等的待遇。

　　我抬头问黄阿姨在做什么，黄阿姨说她在把别人还的书放回原位。她说每本书都是分门别类放好的，都有它们自己的位置，不能乱放，否则下次就找不到了。她还告诉我如何借书，如何还书，说图书管理也是一门学问。

　　我不是来借书的，我问黄阿姨黄文辉要参加高考吗？ 黄文辉是黄文利的大哥，也是大姐的同学。黄阿姨说当然要参加，虽然他学习不好，但还是想试试，并问我我的大姐是不是也要参加。我说我大姐因为要参加高考，现在图书馆复习，问黄阿姨有没有见到她。黄阿姨摇摇头，从梯子上下来，跟我说没见我大姐到过她这里，让我到一楼的报刊阅览室去找找看。我又问她黄文辉在哪里学习，她说黄文辉是这两天才回来的，一个人在家看书，也不知道看得进看不进。

　　我说我们家的人怕我吵我大姐学习，把她藏起来了，不让我找到她，并好奇地问黄文辉不怕黄文利和黄文胜吵他学习吗？黄阿姨听罢哈哈大笑，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在图书馆没找到大姐，我只好回家。路上，听到大喇叭里播放通知，说今晚八点在灯光球场放电影《闪闪的红星》。大球场放映的每一部电影，我都是要看的，不管看没看过，不管要不要钱。

　　回到家，大姐已经神奇地坐在饭桌旁了。奶奶笑呵呵地看着我说：“老幺，我让你去把大姐找回来吃饭，怎么大姐自己都回来了，你才回来呀。”我摇摇头，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看见呀。”全家人都笑了，笑得不怀好意。我以为他们笑我找个人都找不到，也不以为然。

　　就在大家都吃完饭，我忙着收拾碗筷进厨房再出来的一瞬间，大姐又不见了。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忙追出屋外张望，四下里并没有大姐的影子，难道大姐也会七十二变不成？

　　“幺儿，去霸位置了。”母亲朝我喊，“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了。”我接到指令，不再去找大姐，两手各抓起一张靠背比较长的竹椅向灯光球场走去。路上碰到了黄文利，她也扛着一张椅子，大家心照不宣，都是去霸位置的。

　　幕布已在球场中间拉好，卖票的台子也已搭好，空旷的球场上已经排了好些坐椅，黄文胜的两只椅子已占好了位置，见黄文利来了，将她带来的椅子打横放在那两张椅子中间，我在他们旁边找了位置，将两只竹椅也打横放倒，我的椅子椅背比较长，大约占下了五到六个位置。一切安顿好，一群占位置的小孩开始四处去玩。凳子、椅子可以留在那里但我们不能留，因为看电影得买票。

　　灯光球场规模很大，球场离地面大概有两层楼那么深，进入球场要下二十几级的阶梯。它是学院的一个主要活动场所，一大片球场上分出了好些个篮球、排球和羽毛球场地，可以同时容纳很多人在那里运动。球场朝南的一头是一个大大的舞台，朝北的一头有两架大大的秋千和若干单、双杠。我和黄文利占好位置后并不跑远，就在秋千架上荡秋千，男孩子们也不跑远，只围着球场上上下下地追逐。

　　天渐渐黑下来，我们这群占位置的小孩陆续要回到各自占的位置那里等候自己的家人。现在那里已不能随便进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买一张五分钱的学生票，然后从验票口进去。我和黄文利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人还不算太多，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椅子都原样地横在那里，来得早的大人们都知道那是孩子们占的位置，谁也不会去动它们。剩下的事就是盼着自己的家人赶紧过来。

　　放映员往幕布上打了一束光，黄文胜开始往高里蹦，看看自己的手能不能穿破那束光。我把两张椅子立起来各放一边，也举着手臂在中间的空地上使劲儿地蹦，其他的小孩也在蹦，幕布上就有了很多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手影子，也不知道哪个影子是自己的，个个都在欣喜地呐喊，嘈杂声此起彼伏，都觉得那些手影里最高的那个就是自己。我们占据了看电影最好的位置，在我起劲儿地跳跃的时候，我看到了在比较偏的地方有一个熟人，是马彬。他正规规矩矩地坐着，两旁分别是他的父亲马向阳和他的母亲哈医生，哈医生的腿上坐着一个女孩，那是马彬的妹妹马琳。

　　画面调好，放映开始，还没到八点，先放一个动画片，这次放的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大人们很多还没到，孩子们先安静下来了，似乎动画片就是专门调出来制止这杂乱无章的嘈杂声的。

　　“沈湘，沈湘。”我听到母亲在喊我，忙站起身，不停地挥手，目不转睛地继续看动画片。不断地有人进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看不到母亲在哪里，只能让母亲看到我。母亲空着手，父亲和二姐各提着一张小凳子找到我，在位置上坐下来，等待正片开始。我嘟囔了一句：“大姐没来？”父亲回了一句：“大姐忙得很嘞。”

　　当影片中一只竹排载着潘冬子在江中划行时，传来了歌声：“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我轻声地问母亲，竹排上的两个人都没有唱歌，是谁在唱歌呢？母亲告诉我，那是电影插曲，不是影片中的人唱的。二姐鄙夷的说了我一句：“你好土。”电影散场，回去的路上，二姐还在一个劲儿地笑话我，说我在长沙的时候说电灯是电影，码头是轮船。

　　大姐跟我捉迷藏的日子其实就是短短的七天，这宝贵的七天时间，她不知啃下了多少知识。大姐说，这七天，她的藏身之处如果被我知道，那无疑就是一场灾难，她说我是个粘人的小妹妹，自称是孙悟空，其实是个小妖精。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全脱产的七天，对准备参加高考的大姐来说是无限宝贵的，经不起一丝一毫的浪费。她甚至都没洗过头，洗澡换下来的衣服也由奶奶包洗了。大姐说如果去图书馆，走路都是在耗费时间。

　　大姐的藏身之处就在我家隔壁那间别人的屋子里。七天后，父亲对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肯定想不到大姐就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复习。”确实，这一点是我上天入地都万万没有想到的。在得知大姐能够脱产复习后，父亲跟邻居商量，想借他那间房给准备参加高考的女儿复习功课用几天。房主人也不常住在那里，听沈老师说女儿准备参加高考，爽快地答应了。

　　高考后，一切真像大白。“难怪大姐来无踪去无影，俺老孙又被如来佛摆了一道啊。”我愤愤地想。

　　1977年12月15日，相思湖学院开车送职工子弟去考场。17岁的大姐坐在邕州六中的考场里，那两支墨水喝得饱饱的钢笔，是我为大姐喂饱的，我希望那两只吃饱喝足的钢笔，能给大姐带来好运，陪她进行一场决定她命运的大考。

　　参加完两天的高考后，大姐一天也没有陪我玩就回生产队去参加劳动了。不久，大姐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以这么说，当时的那张录取通知书，不过是一张小小的薄纸片，但它却带给我们家无尽的欢乐和幸福，它超过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财富和最美好的语言，那是真正的有含金量的纸片。大姐就凭着那张纸片，走进了大学的校园，走进了知识的殿堂。

　　放寒假了，年就在眼前。

　　母亲带我去商店买布，说是给我们三姐妹各做一件新衣服。母亲说，过年嘛，小孩子总是要有件把新衣服穿的。平时，我多是捡大姐、二姐穿剩的。

　　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和母亲年纪相仿的女老师迎面走来，我不认识，母亲停了下来，和那人聊天。我不感兴趣，在路边摘了几只狗尾巴草，把它们扎成小兔子玩。她们的对话像风一样在我耳边过，全不入脑，不知说了些什么，但最后说到了我们家的事，风便停在了我耳边。那场对话，被我们一家人笑了一辈子。

　　女老师问：“陈老师，你有几个孩子？”

　　母亲答：“三个。”

　　女老师又问：“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吧？”接着说道，“两个儿子好啊！”

　　母亲摇摇头说：“不是。”

　　女老师再问：“那就是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又接着说，“一个儿子也好！”

　　母亲再次摇摇头说：“也不是。”

　　空气凝固了一下。我把笑声藏在肚子里，面带笑容走回母亲身边。那个女老师看了看我，像在思索着什么，恍然大悟似地说：“哦，三个女儿啊，好，那更好！三个女儿更好啊！”

　　母亲也笑了，为那个女老师打圆场。母亲说：“你说得没错，我也觉得三个女儿挺好的。”这话是真心的，母亲一直觉得她有三个非常好的女儿。双方打着哈哈互相道了再见。

　　商店里，有一个卖布的专柜，一捆捆布匹竖在货架上，有的也放在柜台上，那是刚被其他客户挑过的。女售货员正忙着帮人扯布，她抱着那匹客户选定的卡其布，熟练地将手中的布匹一圈圈抖开，紧裹着的布从一捆布里松开，漫不经心地滑到她的手上，她估计着差不多了，开始量布。量布不用尺，柜台上就有刻度。我以为她要找一阵子布头在哪，谁知布头确一直在她手里拽着。她大声地对买布的客户说：“看好了，这是三尺。”说着把布在柜台上一横，紧接着抓着三尺的地方将布对折再对折，又说：“这是九尺了。”又在柜台上量了一下，说道：“再来一尺，总共一丈，再抛一点给你。”说着将手移动了大约十公分，将布两头抖齐后把一头递给买布的人，并指挥着买布的人说：“你拿着这头，抓紧些。”买布的人乖乖地接过，用力地抓着，生怕布掉了。女售货员拿起布的另一头，操着一把长长的剪刀，在她那边对折的位置剪了一刀，放下剪刀后再次对买布的人说了句：“抓紧了。”然后双手一扯，只听“呲啦”一声，像是一道闪电划过，布被笔直地撕开了，正好到买布人抓着的位置。布的边缘是比布中间要厚一些的，售货员拿起那把剪刀，将最后一小截布剪断，把那一丈布折好，再用纸包上，递给了买布的人。

　　母亲让我选布，其实没有什么布可选，适合小孩子做衣服的布花色不多，大部分都是黑、灰、蓝的。我挑了一捆灯芯绒的红底碎花布，母亲帮大姐、二姐也选了同样的布料，只是花色不同。母亲根据售货员的推荐扯了够我们每人做一件上衣的尺寸后把我直接带到了裁缝店。我的灯芯绒红底碎花布就留在裁缝店里了。

　　小孩总是盼过年的，不仅有新衣服穿，还总能吃到很多平常轻易吃不到的东西。光是单位给每个职工发的五斤鱼，我就已经觉得年味十足，何况奶奶还要杀鸡。而且父亲肯定会到街上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摆在家里，因为过年的时候会有人过来拜年，家里不可能不摆些糖果之类的招待前来拜年的人。

　　父亲抽了个时间上了趟街，带回一些糖果和麻通、猪耳朵、麻花之类的年货，还扛回了一捆甘蔗，说有一百斤。他把甘蔗放在我的床底，拍了拍手上的土，对我说这捆甘蔗归我管，什么时候吃，每个人吃多少，都是我说了算。我看到这么多的甘蔗在我的地盘躺着，心里乐开了花。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父亲和母亲出门散步，我从床底抽出一根甘蔗，数数它有多少节，估计一下家里每个人大约能吃多少，凡事要做到心中有数。等父母散步回来，我就开始削皮，将甘蔗砍成段。奶奶和母亲吃最中间的三节，其中一节，皮全部削干净，切成小块，装在碗里，让牙不好的奶奶慢慢嚼，妈妈吃另外那两节，甘蔗节上的根须得削干净，甘蔗皮大致刮一下，不削皮，这样才有吃甘蔗的劲头，再往上和往下，大姐、二姐各吃两节，剩下的就是蔗头和蔗尾了，蔗尾甜，但是硬，数不清有多少节，大概有一尺长，我把它削得干干净净，递给父亲。剩下的蔗头是我的，母亲对我说：“你的甘蔗好长哦。”

　　我笑呵呵地说：“我的和爸爸的一样长。”说完还拿去跟父亲手上的甘蔗比了一下。这次分甘蔗，成了我若干年分甘蔗的标准。每根甘蔗的蔗头，从来都是我的，虽然吃到最后，甘蔗已经不那么甜甚至还有些咸了，我也从来都是乐呵呵的从不抱怨，在我心里，我是家里最小的，最不甜的那截当然应该是我吃。

　　热热闹闹的年过完后，又是车站送行，跟半年前的送行一样，母亲又要与大女儿分别，她还是忍不住哭了。父亲却很高兴，他说：“这回没什么好哭的，大平是去上大学，是去好地方，你哭什么嘛。寒假、暑假都能回来，毕业了也会回来，还分配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啊。”

　　大姐也说：“就是啊，我又不是去挑土方，又不是去下农田，又不是不回来了，妈妈你别哭。”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说道：“我高兴，但还是舍不得啊。”她拉着大姐的手说：“大平，你一个人在外地要好好的啊，缺什么就写信回来，学校虽然什么都包了，我们给你的钱你也还是要用，想吃什么自己买，不要太节省。”

　　列车员让还没上车的旅客赶紧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姐看了看她手腕上的手表，那是奶奶用自己的积蓄买来奖励她上大学的。真的只剩两分钟了，大姐猛地和母亲来了一个拥抱，一直笑着的她此时才真正感觉到离别的到来，泪水不争气地“哗哗”往外流，搞得母亲反倒有些不知所措。母亲说：“刚才你还让我不哭呢，怎么自己哭上了。”母亲忙掏出手绢擦去大姐脸上的泪，“好了好了上车吧，等下车开走了，你就得走着去。”大姐破啼为笑，从父亲手上接过行李，转身上了火车。

　　火车载着大姐对亲人的牵挂，去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远方，和她同时走的，还有家里仅有的两口木箱中的一口。

　　1978年2月，77级新生入学，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3岁。大姐是最小的那个，成了大龄同学羡慕的对象。入学不久，她就发现她的大龄同学们都太优秀了，他们才是她崇拜的偶象。大学的生活在大姐面前铺开了一个崭新而丰富的世界，让她从懵懂无知到渐渐知道了知识的海洋是多么的博大，知识的殿堂有多么的辉煌。

　　在这个知识的殿堂，她结识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知心好友。精明、干练的班长莫可闲、无所不知的学习委员胡海峰、任劳任怨的生活委员方飞扬、文静内向的安静霞、开朗活泼的乔凌云、脚踏实地的林木森、高谈阔论的楚天舒以及很多很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朋友。